包括医疗、教育等领域
在制定制度时应将其可能的外溢性考虑进去
南方医科大学俞莉因紧急救治患儿致上课迟到29分钟被学校处分一事，自6月16日开始在网上发酵，很多网友质疑校方的做法僵硬、教条，缺少基于现实考量的人文关怀，不仅与医生救人的天职背道而驰，也违背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我们难道要培养一个为了准时上课而见死不救的人，何况是医生？
事实上，对俞莉的处分，已经是校方考虑了其紧急救人因素后的处理结果——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因上课不守时造成授课延误在15—30分钟的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而处分通报称，考虑到俞莉当日行为“是为了抢救病人并非故意为之，且问题处理完后及时到达教室，将授课内容妥善安排，顺利完成授课任务，且未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将此事认定为远轻于“严重教学事故”的“教学差错”，扣发其当月奖金2000元，在全院内通报批评，取消其年度考核评优评选资格。
但很多网友认为，校方对事件描述的那些情节，与其最终的处分结果严重不符：一个对情况危急患儿紧急施救的医生，施救后紧急赶往教室，顺利完成授课任务，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却要遭受被扣奖金、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优的处分？这样的医生和老师，难道不应该被肯定、表扬甚至奖励吗？她在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的紧急救治患儿且努力不影响教学的品质，不正是一个医生和老师身上所应有且应被广泛提倡的吗？不然，面对这一情景，校方能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难道为了上课不迟到，放弃救助病情危急的患儿吗？
对这一可能性的担忧，正是很多网友关注此事的初衷。而按照校方制度的现有逻辑，是有可能导向这一结果的。如果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做法不一定能引发很大关注，但在医疗领域，这一逻辑就会激发出很多网友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病人，也可能成为这一逻辑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产生了强烈共情。
这可能也是校方始料不及的，因为对一个医生或老师的处理，总体上是校方的内部管理，只要被处分者接受处分，就算完成了一次管理，也会对以后类似的行为产生震慑效果。这次的不同在于，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都是社会性很强的领域，每个人都是可能的潜在当事人，他们关注此事，有时候是抱着通过改变这一事件的走向，甚至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避免自己以后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
这可能是校方以前忽略的一个平衡，就是校方的制度或行为，不仅是内部的，也具有外部性，需要考虑制度的外溢效应，不然其制度中的短板或者不完善之处，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反作用，成为舆论热点，被放大被拔高，直至最终被舆论反噬。对外部性的考量，可能是包括医疗、教育等热门领域管理者的必修课，在制定制度时就将其可能的外溢性考虑进去，并以此倒逼，补齐制度中的短板和漏洞。医疗与教育领域已经发生了多起因内部问题引发外部关注的事件，还有类似事件发生，说明这些处于众目睽睽下的行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医科大学里另一个要兼顾的平衡，是老师与医生两种身份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本应是一种常态，也早已经过了时间的磨合，应该非常成熟才对，但这次事件表明，学校虽然制度上对两种身份进行了区别，尤其对其中的时间分配方面，但这种区分还是基于常态化的，对各种紧急情况，或者说“例外”情况，没有系统化的预案。而像俞莉这次遇到的突发事件，在医院按说不应该是特别小概率的事件，但南方医科大学显然还没有系统化解决——所谓系统化解决，不仅包括遇到紧急情况时主管医生如何选择，还包括谁来填补主管医生留下的教学空白，以及如何评估处理紧急情况的各个环节等。这是一个需要区分优先级的过程，由于涉及生命健康，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指向明确、事先就能预期后果的过程。比如俞莉事件中，如果应急预案里事先就确定一位完全能替代俞莉、不会耽误治疗时间和质量的角色作为替补，不仅患儿能及时救治，俞莉也能放心地按时上课，但这需要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
另外，基于医疗领域事件的突发性，制度还应该留出一些空间，以便给尚未发生的未知事件留出大胆试验的空间。
在俞莉事件发酵后的第三天，她被发现已经停诊。在一个事件成为热点的过程中，有时候具体的机构和个人只是一个象征，事件有时候会变成公众对类似事件情绪的一个投射，会给问题解决带来压力。对于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