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之后，统治者总要面临如何处置旧朝遗民的问题。武王伐纣、殷周变革之后，周人并没有选择将殷商遗民赶尽杀绝，与之相反，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入周之后获得了相对友好的对待。《尚书》的周初八诰中多次提到对殷遗民的安置，如：
“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多士》）
表示要让恭敬天命、顺服周朝统治的殷遗民安居乐业。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召诰》）
“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多方》）
体现出周王重视任用殷商旧臣、提拔殷遗民中有才干的新臣，并促使周人官员与殷人官员和睦相处，积极将殷遗民纳入周朝统治体系。
殷商遗民在周朝的生活，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形。
入朝为官
周朝有不少官员是殷商遗民出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史官系统——太史寮。这些为数众多的殷遗民史官通晓典章制度，精通祭祀占卜，掌管文书策命、历法典籍等，世袭传承、历代为官，在周王朝的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主管行政事务的卿事寮并列为西周中央的两大官员体系。
周人在建立自身统治秩序时，十分重视殷遗民史官的作用，早在商朝灭亡之前，一些殷商史官就加入了周王麾下。《左传·襄公四年》称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能够策命百官、劝诫周王过失。《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提到辛甲原本是商纣王的臣子，由于屡次进谏不被采纳，愤而选择弃商至周，受到了周文王的礼遇。此外，《逸周书·商誓解》中周武王提到了殷商旧官太史比、小史昔，《史记》又载武王即位后，殷之太史疪、少师强“持其祭、乐器奔周”，《吕氏春秋·先识览》也记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以辛甲和向挚为代表的殷商史官将商朝的制度与文化带到周朝，促进了周文化的发展。商周易代之际的政权平稳过渡和文化顺利传承，殷遗民史官可谓功不可没。
武王克商之后才进入周王朝担任史官的殷遗民也同样受到重用，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留下了许多记录。据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记载，微史家族的烈祖在武王克商后投靠周王朝，成为周的史官（《殷周金文集成》10175）。此后微史家族世代追随周王左右，在西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百多年。与墙盘一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不仅体现了微史家族的丰厚财力，更彰显了其家族深受周王倚重的殊荣。雋册一族出身的殷遗民作册（史官官职）夨令在周昭王时受到重用，多次受到周朝统治者的赏赐（《集成》4300-4301、6016），而作册夨令子侄一辈的人也担任了作册的职官，继续为周王朝服务（《集成》2758）。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西周王朝作册、御史一类的史官，全出自殷遗民；西周金文中记录下来的史官，无一不是殷人。殷遗民史官在周王朝统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殷遗民的上层贵族有机会被分封为诸侯，最典型的就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受封的宋国。宋国作为商王的后嗣正统，被特批允许使用天子级别的礼乐，受到周人礼敬，在西周时期地位较为尊崇。此外，也有一些殷遗民保留着自商代以来的侯爵称谓。例如商代金文中已经出现的㠱侯，在周代的㠱国青铜器中仍保留侯称，经常受到周王朝的赏赐，与燕国关系密切，甚至能够与周王进行通婚（《集成》4146、9439、10240）。而出自殷遗民天鼋（yuán）族的献侯和丁侯也因归顺周朝得以延续诸侯的身份（《集成》2346、2626）。
诸侯公卿的僚属中也常常能见到殷遗民的身影。比如能匋尊铭文中就记载了能匋受到上级某公的赏赐，用来为父亲制作尊彝礼器（《集成》5984）。铭文中称呼父亲为“文父日乙”，文末还有举族的族徽，说明能匋是殷遗民无疑。北京琉璃河的西周燕国遗址也发现了记载燕侯对举族出身的殷遗民复进行赏赐的青铜器复鼎和复尊（《集成》2507、5987）。
收编军队
西周时期，由周天子直接指挥的军队分为周六师和殷八师，周六师是周人克商之前原本就有的武装力量，而殷八师则是周人克商之后将投降的殷商军队改编而成的。《说文解字》中指出二千五百人为师，可见在西周中央军队中，殷遗民的数量不仅超过周人，而且十分庞大。考古发现的周代殷遗民墓葬中，许多都随葬有兵器，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战士身份。
由殷遗民编成的军队是西周王朝平定地方动乱和对外扩张的主力，平时驻扎在成周附近，所以也叫成周八师。与周边部族交战时，这支军队冲锋陷阵，积极经略周王朝的疆域四至，维护国家安定。殷八师的军事长官中也不乏立下赫赫战功的殷商旧贵。据周穆王时期的彔伯（冬戈）卣铭文记载，殷遗民彔伯（冬戈）率领殷八师与南方的淮夷部族英勇作战，并因此受到赏赐，（冬戈）鼎铭文中记载了具体杀敌和俘虏敌军的战功，而彔伯（冬戈）簋盖的铭文中则详细记录了丰厚的赏赐内容（《集成》4302、4331、5419-5420）。伯（冬戈）诸器充分证明了殷商遗民在周代成为军事贵族的可能性。
除了在地方征战的军队，殷遗民也参与到作为周王近卫的“虎臣”之中，拱卫周王的安全。伯（冬戈）也曾率领虎臣防御淮戎入侵。
举族迁移
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允许殷遗民留在故土，由纣王之子武庚统率管理，以承续商王一族的祭祀。但是武王去世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武庚联合管叔、蔡叔等周人贵族发动的三监之乱。周公平定叛乱后，不再放心放任殷遗民在殷商故地生活，于是除了一部分殷人得以留下和迁往商王后裔统治的宋国之外，许多殷遗民都经由统筹迁移至周人管辖之下，有的迁移到宗周、成周地区，有的则随分封诸侯迁往各国，这些迁移的民众基本还保留着原来的宗族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将俘虏的殷遗民“迁于九毕”，“毕”即是“里”，说明迁往成周洛邑的殷遗民是通过“里”这一地缘形式组织起来的，管理里的长官叫做里君。但在以里管理洛邑殷遗民的同时，也保持了殷人传统的宗族组织，将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结合起来，殷遗民既受到里君的管理，又受到宗族族长的统辖。《逸周书·商誓解》中周王对“尔百姓里居君子”宣称周人受天之大命，“百姓”体现的是血缘宗族组织，而“里”则体现的是地缘形式组织，体现了复合的统治模式。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殷遗民迁往各诸侯国的情况，鲁国分到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卫国则分到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jī）氏、终葵氏等殷民七族，并将卫、鲁两国的统治政策概括为“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意思是对殷遗民群体的治理要在遵守周代制度法则的基础上尊重殷商传统、因俗而治。考古发现也能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迁移到各地的殷遗民依旧以族为单位聚居与活动，传统的宗族势力十分强大。因此，周朝统治者继续利用殷遗民中的族长等担任基层管理者，普通民众则承担赋役、从事手工业生产等，与周人基本相同。《尚书·多方》中周公对“殷侯尹民”宣布政令，尹民指的应当就是原本商朝负责基层管理的官员，他们在进入周代之后依旧掌握着管理民众的职权。
殷商旧贵族在周代仍然保留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同时大量殷遗民在入朝为官、收编军队和举族迁移的过程中逐渐与周人族群交流融合，除了周初发生的武庚叛乱外，西周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旧朝遗民动乱，也正是得益于周人对殷遗民行之有效的安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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