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进入9月以来，随着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爆炸事件和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被暗杀，以色列与真主党进入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以来最紧张的升级对峙中。昨日，据传以色列已经着手开展对黎巴嫩南部的有限地面攻势，而伊朗则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200枚弹道导弹打击其军事设施。面对极其复杂的冲突局势，理解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基本战略和行为模式，尤其是外界眼中更为神秘的真主党，对判断冲突的性质和走向极为重要。
本文围绕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长达30年冲突中的互相威慑动态展开。尽管真主党日益强大，但以色列拥有高技术武器和更精良的部队，双方仍然强弱分明，为何以色列长期无法解决这一心头大患？作者指出，真主党实际上通过建立对以色列的威慑，来限制以色列全力进攻黎巴嫩的意愿和能力。双方的对抗围绕“游戏规则”以及之后纳斯鲁拉所定义的“威慑等式”展开。90年代，真主党引入火箭弹战略，建立起以报复以色列北部社区来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规则。以色列于2000年撤出黎南部后，“游戏规则”则围绕萨巴阿农场、黎以边境、空中领域和秘密暗杀展开。在这些时期，真主党获得了威慑的主导权。
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显示了威慑的脆弱性。真主党严重低估了战争的可能性，但这也和双方沟通和管理局势不善有关。战后，以色列吸取教训，采纳了以“达希亚教义”为代表的威慑战略，威胁不再区分真主党目标和黎巴嫩国家基础设施或平民。而纳斯鲁拉则回应：如果你们轰炸贝鲁特或达希耶，我们就轰炸特拉维夫。基于这一相互威慑，真主党开启了与以色列长达十几年的稳定“恐怖平衡”。
本文最后分析了真主党的战略思维。真主党抓住了以色列与黎巴嫩相邻的脆弱地理位置、游击战/火箭弹战略对以色列空中优势的限制、以色列在地面战中不占据政治优势等对手的弱点，结合前述的威慑战略，来抵消以色列的战略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色列公布的让北部居民返回家园的目标，还是对黎巴嫩各地的最新轰炸及部分地面攻势的意向，都在表明以色列或将拒绝以往的威慑模式，押注于新的升级。但是，某些互相威慑的要素依然持续发挥影响，不仅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也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在外交和谈判空间日渐缩小的当下，威慑本身可能成为更大的地区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以色列–真主党：
从“游戏规则”到威慑稳定
文｜Daniel Sobelman
翻译｜桃小盐 & 述垚
▲ 2024年9月28日，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东南部后的现场。图源：互联网
本文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冲突中的威慑动态。这两者之间的威慑关系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从2000年5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前几年塑造冲突的战争内部威慑，到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十年中成为其特点的稳定战略威慑对峙。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不断学习，主要是通过军事对抗的艰难方式来实现。在此期间，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能力和决心，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表明，国家确实可以威慑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但并不意味着后者不能威慑军事上更为强大的国家。
下文分析的25年时间跨度分为三个时期：1992年至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前夕；2000年至2006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后至2006年7月12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以及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的十年。本文核心论点是，以色列决心将战争局限在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最终削弱了其决心，限制了其战略纬度，影响了其动用以色列国防军压倒性常规军事能力打击对真主党的准备。换句话说，以色列拥有的防御资产在理论上可以使其“拒绝实施威慑”，但最终却削弱了其威慑真主党的决心。以色列在本国领土之外开展行动，这限制了以色列为继续保有这一防御资产而采取的更具有侵略性的行动。
1 威慑的出现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其最初旨在迫使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虽然这一目标确实实现了，但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以及与黎巴嫩南部平民的摩擦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自1992年初，威慑以某种方式影响并潜在地调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相互威慑是一种默契的语言，一种可理解的非正式沟通方式，双方称之为“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以色列和真主党以一种可接受的、大多是合理的代价在黎巴嫩南部谋求冲突和长期战略目标，为原本不可预测的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游戏规则作为一套相互理解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以色列和真主党各自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的时期。
从2000年5月以色列单方面撤出黎巴嫩到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游戏规则”也稳定了随后几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游戏规则使以色列得以维持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同时寻求与叙利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以确保国际边界的安全。以色列撤出之后的几年里，游戏规则使以色列能够将其战略和军事注意力转向对抗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上（于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四个月后爆发）。当巴勒斯坦的冲突在2004年开始减弱时，游戏规则使以色列能够将所有政治和军事注意力集中于2005年下半年实施从加沙地带撤军的计划。
阿德勒（Emanuel Adler）认为，当国家对恐怖组织发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时，就有可能陷入“威慑陷阱”，即对手最终采纳不成比例的行动。我认为，暴力非国家行为体更有可能从可控的摩擦中获益，而不是从无约束的公开战争中获益，因为公开战争几乎不限制国家发挥军事优势打击弱小非国家行为体。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限暴力让非国家行为体追求其政治目标，获得军事影响力和声望，同时避免与国家发生全面对抗。事实上，正是游戏规则削弱了以色列利用其巨大优势的能力，才导致了“威慑陷阱”的出现。同时，这些规则使真主党作为较弱的一方，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以可接受的代价挑战以色列并推动其“抵抗”议程。“游戏规则”使真主党能随时使用火箭弹迅速让以色列付出代价，从而限制并威慑了以色列对真主党和黎巴嫩动用全部军事力量。从长远来看，真主党证明了自己能够利用和以色列的冲突，为其在黎巴嫩政府中推行政治议程。这场冲突不仅增强了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胁迫，还增强了对贝鲁特中央政府和其他竞争者（即更老牌的什叶派运动阿迈勒派）的影响力。随着冲突持续，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军事和国内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到以色列撤军时，真主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都不得不考虑其利益和威胁能力。回顾来看，尤其是在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和平协议未能达成的情况下，相互威慑和制约对较弱的真主党更有利。
然而，尽管真主党在塑造“游戏规则”上占据上风，并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前成功迫使以色列限制军事行动，但2006年之后却成为冲突，特别是双方威慑关系的分水岭。这一转折点在于，以色列对真主党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的强烈反应（以色列随之对相关目标进行猛烈炮击并出动坦克），使以色列变得不可预测。这表明以色列可能在必要时进行代价高昂的军事对抗以维护其威慑声誉。战后，真主党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会遵循旧有行为模式，也不能再指望以色列因声誉而克制。
战后十年，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地区一反常态地保持稳定，反映了双方逐渐构建的相互威慑关系。真主党在战后暂停在边境的军事行动，并以威慑政策取代其积极的“抵抗”战略（即定期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提醒”袭击，这些目标大多位于边界争议地区），这证明以色列有能力重组威慑关系，改变真主党对其决心、可信度和动用压倒性军事力量的认知。2006年以色列肆无忌惮地动用了军事力量，令真主党大为震惊，并使黎巴嫩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动荡。然而，真主党成功将这一威慑结果重塑为相互威慑关系。
2 发挥威慑功能的“游戏规则”
希姆肖尼（Jonathan Shimshoni）指出，威慑可以是政策目标、原则、战略或现象。作为深思熟虑的战略努力，威慑旨在操纵对手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劝阻其采取不当行动。面对可信的惩罚威胁，理性行为体会避免采取不想要的行动，只要预期成本大于威慑的收益。经典威慑理论形成于冷战背景，围绕着核武器和对美苏之间的核战争恐惧展开。在此背景下，成功的威慑意味着避免军事冲突。换句话说，意味着“未发生的事件”。常规威慑适用于缺乏核层面的冲突，其关键影响因素和变量涉及各方军事力量、利益、脆弱性和决心的平衡。
暴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通常伴随低烈度的活跃冲突，以及对现状渐进和间接的持续挑战。暴力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冲突中的胁迫来挑战和重塑现状"。因此可控暴力成为其固有利益，借助非对称冲突推动自身议程，获得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并重塑战略环境。
在军事悬殊的持续不对称冲突中，威慑通过逐步接受对对手军事行为的实际限制而产生。但在这种情况下，威慑并不具有战略意义。虽然双方都希望限制冲突的激烈程度和不可预测性，但对于较弱的一方而言，限制冲突以约束较强行为体行使其全部军事选项的能力，更符合其利益。这是因为，与军事上占优势的国家行为体相比，后者的生存基本是有保障的，而对于天生较弱的暴力非国家行为体来说，所有大规模军事对抗都是潜在或实际的生存威胁。因此，较弱的行为体将寻求对较强的对手施加事实上的限制，并尽可能阻止和威慑对手真正利用其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这将使较弱的一方能够挑战现状并从冲突中获益，同时降低与更强大的对手发生冲突的固有风险。
在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游戏规则”是由双方脆弱性的平衡所决定的。这些规则源于弱势一方的韧性以及持续威胁对手的重要资产。即便冲突中的胁迫演变为全面军事对抗，弱势一方若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强韧，就能剥夺强者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这也会增加军事突袭后迎来消耗战的可能性。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消耗战是常规威慑的“基石”。
较弱一方受强者摆布是意料之中的，但弱者能让强者束手无策的能力则显得反常且违背直觉，这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背道而驰。因此，高度不对称环境中的“游戏规则”是相互威慑的产物，反映了威慑、能力和决心的结构基础以及威慑的管理。这些规则，无论是默契、非正式还是正式，都适用于冲突的各个方面，如地理范围、红线、使用的武器类型、合法与非法目标、以及军事行动的时间等。
3 威慑首次亮相：真主党推出“喀秋莎等式”
1989年10月，在沙特和叙利亚的调停下，黎巴嫩结束长达十五年的内战。战后的《塔伊夫协议》规定解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的武装，并将其纳入政治体系。只有真主党的军事分支——伊斯兰抵抗运动，在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下被允许在黎巴嫩南部继续对抗以色列军队，这标志着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的新阶段。作为唯一在内战中保持武装的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现在可以专心对抗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
以色列认为，其在安全区的存在是暂时的军事需要。由于20世纪70年代巴勒斯坦越境对以色列北部连续袭击带来的创伤，以色列在70年代末开始建立安全区，将其视为重要的安全利益和抵御黎巴嫩恐怖主义的屏障。以色列认为单方面撤军不可行，直到90年代末才认真考虑。因此，以色列将其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视为维持其战略安全的关键，同时尽可能减少其在黎巴嫩南部的损失和冲突对其北部的影响。不过，以色列不愿使用武力来维持其对安全区的控制，这削弱了它直面真主党的决心。
图1：1982-2000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与“安全区”范围
冷战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余波给中东带来了历史性转折。1991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和黎巴嫩启动了马德里和平进程。1992年6月拉宾（Yitzhak Rabin，译者注：1974-1977、1992-1994年任以色列总理，1995年被反对奥斯陆协议的以色列极右翼刺杀）的当选为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严肃谈判铺平了道路。接下来近十年，以色列一直基于这一前提行事：黎巴嫩南部的冲突很有可能通过与叙利亚（黎巴嫩的主要幕后操纵者）的和平协议而得到解决，同时谨慎管理和遏制黎巴嫩南部的冲突，以防失控。这就需要对其军事力量加以限制。
以色列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的经验也影响了其战略考量。一方面，这次行动备受争议且代价高昂；另一方面，以色列希望避免与强大的叙利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以色列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限制其在黎巴嫩追求深远军事目标。
真主党的核心利益在于其反对以色列的“抵抗”议程。它公开宣称要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解放”耶路撒冷，并且利用黎巴嫩南部的消耗战推动增强国内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其他目标。虽然它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然而真主党由于军事劣势需要谨慎推进其“抵抗”议程，并阻止以色列巨大的军事优势。
真主党试图限制以色列的策略主要涉及控制冲突的地理范围以及以色列在冲突中的巨大军事优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标志着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中威慑以及“游戏规则”的分水岭事件发生在1992年2月16日。就在这一天，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枪杀了真主党秘书长阿巴斯·穆萨维（Abbas al-Musawi）及其妻儿。这一刺杀行动的背景是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冲突不断升级。从以色列的成本效益考虑，占领黎巴嫩南部和维持安全区的开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真主党随后的报复有两方面。第一次是同年3月17日针对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的自杀式袭击，尽管这次毁灭性袭击无人认领，但以色列安全机构却毫不怀疑是何人所为。以色列高层在私下交谈中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次袭击对以色列产生了持久的威慑影响。25年后，穆萨维仍然是唯一被以色列暗杀的真主党秘书长。（译者注：如今要加上不久前被暗杀的纳斯鲁拉。）
第二次更直接的报复行动是向以色列北部持续五天密集发射火箭弹，迫使黎以边境数万名平民躲入掩体。这是真主党首次向以色列发射喀秋莎火箭弹，极大增强了对以色列的胁迫影响力及其威慑和限制其国防军的能力。回顾来看，真主党此举比爆炸案更具重要性，展示出其迅速报复的能力，开启了冲突中的战略转变，为冲突注入了强大而切实的威慑因素。
几天后，穆萨维的继任者、32岁的哈桑·纳斯鲁拉（Hasan Nasrallah）向以色列发出如下警告：
如果你们攻击我们，我们将使用喀秋莎火箭弹；如果你们不攻击，我们就不会使用它们。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与你们作战，并利用我们所有的战术能力。
现在回过头来看，纳斯鲁拉的声明揭示了以色列占领期间冲突的本质。虽然以色列撤军之前，核心冲突主要发生在安全区范围内，但真主党利用其喀秋莎火箭逐步塑造了冲突的边界，并引入了纳斯鲁拉后来所说的“新游戏规则”。根据纳斯鲁拉的说法，以前的规则默认以色列攻击安全区以北的村庄并伤害平民时，真主党的报复局限于安全区，而新“喀秋莎等式”则允许真主党反击以色列本土平民，这使黎以边境的局势紧密相连。此后，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安全将直接受到黎巴嫩南部冲突的影响，并取决于以色列是否遵守“游戏规则”。以色列在安全区以北的军事活动对以南的居民也有潜在影响。这一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复杂规则框架，逐步通过低强度的胁迫谈判和默契信号演变而成。
以色列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变化对真主党的军事战略的影响仍存疑。讽刺的是，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真主党就越强大、越活跃。随着真主党军事袭击数量的稳步上升，安全区内以色列的伤亡也在增加。随着冲突的复杂性和成本加大，反而坚定了以色列维护其安全区的意志。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使以色列国防机构坚信，以色列国防军部队驻军黎巴嫩是一项重要资产。然而，以色列北部社区偶尔遭受袭击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造成的。要以合理的代价维持安全区，以色列就必须在对真主党做出军事让步。最终，这削弱了以色列的威慑态势和升级冲突的能力。此外，以色列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建立安全区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袭击，而黎巴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权力转移，即以色列现在正在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敌人作战。
真主党引入“喀秋莎等式”开启了长达十五年的时期，在此期间，真主党在制定冲突中的行为规则和限制以色列军事优势方面占据上风。曾在1994-1996年期间担任以色列黎巴嫩联络部队指挥官的国防军退役准将英巴（Giora Inbar）表示，真主党利用游戏规则抵消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将其“降低到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水平”。退役准将塔米尔（Moshe Tamir）将1992年定义为黎巴嫩南部“战斗的转折点”，并指出真主党军事行动显著增加。此外，塔米尔指出，军事行动的升级代表着“真主党公然企图改变游戏规则”。以色列国防军试图在真主党和平民之间打入楔子，真主党则通过向加利利发射火箭来反击，以报复平民伤亡。
由于以色列希望迅速结束每次冲突，真主党确立了冲突升级的主导权，在冲突中大多拥有最终决定权。威慑在这种积极冲突框架下表现为对武力使用的限制，而不是经典威慑理论所规定的完全避免暴力。
1990年代，以色列曾两次试图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禁止真主党使用火箭，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两次尝试都迫使以色列接受规则，以防止冲突蔓延并影响其北部社区。1993年7月，以色列发起了为期七天的“问责行动”（Operation Accountability），旨在结束北部定居点的火箭弹袭击。这次行动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口头谅解，规定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会以平民为目标。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城镇发动了13次袭击，大部分是在以色列无意中造成黎巴嫩平民伤亡后，偶尔也作为对杀害真主党指挥官的报复。随后，以色列于1996年4月发起了为期16天的“愤怒的葡萄行动”（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这是一次更加猛烈但仍然有限的行动，同样旨在终止真主党的所有火箭发射。这一次，美国促成了一项书面但未签署的谅解，再次禁止袭击边界两侧的平民。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有效地阻止了安全区内冲突升级，迫使以色列遵守游戏规则。真主党认为安全区的价值足以证明其在其他地方的损失是合理的。以色列在两次事件均未实现持久的威慑效果，与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4 回归游戏规则：2000–2006年
2000年5月24日以色列单方面撤出安全区的举动改变了威慑等式，虽然这并非以色列本意。近十年来，以色列面对真主党时首次扭转了局面，并采取真主党和叙利亚始料未及的一项战略举措，使真主党失去了在战后黎巴嫩保留其自主军事地位的主要理由：即必须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就此，威慑等式和利益平衡重新向以色列倾斜。以色列的自由度和决心不再受到安全区和黎巴嫩境内数千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限制和约束。现在，以色列更有底气对真主党动武。
此外，随着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领土，叙利亚将成为黎巴嫩唯一的外国势力。以色列的撤军在五年后的黎巴嫩国内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内部争论，焦点是在黎巴嫩继续部署约3万名叙利亚应急部队的利弊，这支部队最初是在1976年内战爆发的背景下应邀进入黎巴嫩的。在此争论背景下，叙利亚试图在黎巴嫩重建权威，其中包括暗杀多名黎巴嫩政治家，影响最大的是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译者注：1992-1998、2000-2004年担任总理，其任内促成结束内战的《塔伊夫协议》）于2005年2月遇刺身亡。这导致叙利亚三个月后不得不结束在黎巴嫩的存在。
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南部撤军后，整个蓝线沿线出现了四个月的平静（蓝线是联合国划定的事实边界，代替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正式国际边界）。以色列的撤军削弱了真主党的存在理由。以色列还向真主党，特别是黎巴嫩发出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威慑威胁，大意是：既然以色列不再驻扎在黎巴嫩，今后黎方若有任何挑衅行为，它将以压倒性的、甚至是不成比例的军事手段予以回击。近十年来，以色列首次在塑造冲突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在以色列国防军完成其边境一侧重新部署的数小时后，巴拉克总理在以色列北部前线视察时明确指出，由于黎巴嫩不再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真主党可能会在边境沿线恢复活动。巴拉克警告说：“在我们撤至国际边界后，如果黎巴嫩境内的任何一方试图伤害我们的公民或士兵，以色列将视之为战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境内的任何目标或主体都将受到严厉的反击”。
2000年10月初，这些毫不妥协的威胁首次得到检验。真主党在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地区（译者注：位于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交界处，三国均称对该农场拥有主权。以色列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至今依然控制着萨巴阿农场）袭击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巡逻队，俘虏了三名以军士兵（后来才得知他们已在袭击中丧生），并以此为条件要求释放其余被囚禁在以色列的黎巴嫩公民。这次绑架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时间上恰逢2000年夏天巴以和平进程破裂，一周前，巴勒斯坦领土上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注：即2000年9月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暴力骚乱，席卷了以色列北部的几个阿拉伯地区，造成13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死亡。这些事件引爆了阿拉伯舆论，为阿拉伯世界掀起大规模反以示威浪潮和公众要求断绝与以色列关系并代表巴勒斯坦人进行军事干预的呼声创造了条件。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已经在一系列战略限制下开展行动，这些事态发展虽然没有打破以色列撤出安全区所产生的威慑影响，但却对以色列的决心及其对真主党的威慑态势产生了不利影响。事实上，以色列发现自己惩罚真主党挑衅行为的能力日益受到限制。
在这一令人震惊的背景下，长期威慑考虑让步于实用主义、短期考虑以及被俘士兵已无法被营救的认识。因此，以色列领导层决定迅速结束北部边境的事件，而不是冒着引发更大战火（和第二战场）的风险，继续让真主党和黎巴嫩付出过高的代价。以色列是否应该选择坚决的强硬报复，这确实一直是国防机构内部合理辩论和争议的话题。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后，关于以色列的反应以及没有采取与之前的明确威胁相提并论的坚定报复行动的争议再次出现。一些专家认为，2006年战争是以色列威慑力和决心不断削弱的必然结果。然而，以色列在2000年10月未能兑现其撤军后的明确威胁，并陷入与巴勒斯坦人的恶性对抗，这对其谈判地位、信誉和威慑态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以色列还受到心理障碍的制约，阻止以色列冒险回到集体记忆中的“黎巴嫩泥潭”。这个词指的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之后陷入的持续消耗战。这场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战争，最初是作为一次有限的、48小时的“军事行动”呈现给以色列公众的，目的是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逼到黎以国际边界以北40公里处。
在以色列撤出黎南部后的几年里，通过默契的讨价还价，“游戏规则”围绕与冲突有关的四个主要地区逐步形成：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位于以色列、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交汇处的一个小区域；蓝线，以色列撤军后联合国划定的一条事实上的边界线；空中领域，围绕真主党试图迫使以色列空军停止或限制侵犯黎巴嫩领空的行为（并将这些侵犯行为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以及秘密安全领域（如暗杀）。
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因为它们缓解了冲突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但它们也产生了某种威慑陷阱：一方面，以色列缺乏升级或对真主党采取任何边缘政策的决心，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冒着全面对抗风险的意愿，这防止了游戏规则的崩溃。但另一方面，游戏规则也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以色列的行为越来越容易被预测。因此，现有行为模式下以色列克制行为的可预测性削弱了其可信度，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其威慑真主党的能力，增加了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这增强了真主党进一步“扩展”游戏规则的意愿和动机，同时预期以色列会做出与以往行为模式相称的反应。
威慑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基本前提，但2006年威慑的失败（即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是几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制约和限制发生了变化。到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结束已经对以色列有利。此外，以色列于当年9月撤离加沙地带，这也解放了以色列的拳脚。第二个进程是叙利亚2005年4月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巴嫩权力平衡和真主党国内地位的变化。由于叙利亚的撤军，真主党独立的军事地位和在国内积极促进的“抵抗”议程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真主党试图在黎巴嫩舞台上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以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作为挽救其存在理由的杠杆。因此，真主党开始逐步加强针对以色列的行动。
2006年7月，真主党绑架了两名以军士兵，以色列采取了影响深远的报复行动，这与六年前巴拉克总理的警告不谋而合。事实上，真主党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报复，甚至没有料到自己会试图“扩大”游戏规则。然而，奥尔默特总理在2006年所处的战略环境已不同于2000年。真主党原以为以色列会按照之前制约双方关系的限制性游戏规则进行报复，而以色列却直接发动了一场迅速失控的攻击，导致双方走向全面战争。双方都对局势管理不善，进行了一场升级竞赛，以色列在这场竞赛中确立了升级的主导权。因此，在战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纳斯鲁拉直言不讳地承认：真主党之所以不以特拉维夫市为目标，是因为担心以色列会进一步加强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
5 2006年之后的威慑：从战术到战略
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仍然是迄今为止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军事交锋。战后时期是黎以冲突史上最稳定的时期，并经受住了几次有可能恶化为更广泛对抗的考验。2006年带来的最深刻变化是观念上的变化：以色列和真主党都开始认为他们的冲突是由威慑/相互威慑塑造和定义的。事实上，双方都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威慑，并将其作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
在双方三次主要军事交锋中，2006年的战争最具决定性，这是以色列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未能通过大规模空中力量取得对真主党的决定性胜利，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尽管只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两天。因此，自那场战争以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对峙与任何冲突后时期都截然不同。
2006年的战争也是以色列对真主党袭击做出明确回应的唯一一次对抗，以色列有效地越过了底线，带来了强烈的不可预测性。它也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唯一的一次军事交锋，之后真主党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6年之前，真主党一直在寻找机会展示其“抵抗”议程——无论是对以色列的侵犯行为进行报复，还是制造借口对侵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做出回应。战后，真主党不再积极寻找此类借口。虽然真主党没有放弃要求以色列撤出萨巴阿农场，但在战争结束后，真主党暂停了2000-2006年期间在争议地区定期开展的“提醒行动”。取而代之的是，真主党优先开展了漫长而耗资巨大的恢复工作，重建了其军事武库和饱受战争摧残的南郊。它公开承认自己受到了威慑——即使它也在威慑以色列。正如纳斯鲁拉在2012年所说，“相互威慑”已成为以色列与真主党关系的基础：
今天保护黎巴嫩的是与以色列的相互威慑平衡；与以色列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黎巴嫩害怕以色列——这很自然，因为以色列拥有中东最强大的空军和巨大的破坏能力。但以色列也害怕黎巴嫩。
他在另一场合指出：
有人说：黎巴嫩被吓住了。是的，确实如此。在我出生之前，黎巴嫩就已经如此……新的战略发展是，黎巴嫩的抵抗运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威慑等式。
这种威慑稳定性的原因何在？可以轻易排除的解释是，真主党缺乏恢复对以色列作战所需的军事实力。不能轻易排除的另一种解释是，2006年的战争最终巩固了真主党的国内地位，使得真主党被迫向国家交出武器或将其部队编入国家军队的想法不再现实。换句话说，真主党作为一个组织和政治实体，已经超越了内战结束后和以色列单方面撤出黎巴嫩后所处的阶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真主党都在与以色列的军事摩擦中茁壮成长，并利用这种摩擦确保其“抵抗”身份和组织存在的理由。当然，从2012年起，真主党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甚至陷入困境，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军事损失。
然而，从冲突的结构要素来看，2006年的战争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可以下定决心保护自己的声誉，并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包括代价高昂的地面机动——对不可接受的行为实施严厉惩罚。这本身就巩固了以色列的威慑态势。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在战后蓄意维护这一形象，明确表示，如果爆发第三次黎巴嫩战争，不仅真主党，黎巴嫩国家也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这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宣称要对黎巴嫩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的可信度。也许正是这种明确威胁，才对真主党产生了最强烈的威慑作用。正如纳斯鲁拉在战后所说：
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我们的弱点也来自人民......人民是海洋，我们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没有他们，我们就像涸辙之鱼。他们是我们的弱点，因为伤害和损害他们的事情会伤害和损害我们......我为我们这样的弱点而感到自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人民。
2008年，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的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公开提出了他所谓的“达希亚教义”（Dahiyah Doctrine，译者注：这一军事战略源于2006年以色列对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郊据点 Dahiyah的大规模轰炸，即采用大规模、不成比例甚至蓄意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军事袭击），这是对以色列威慑态势最惊人的展示。日后高升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的艾森科特警告说，在未来与真主党的任何战争中：
我们将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对任何向以色列开火的村庄造成破坏和毁灭。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军事基地......这不是建议。这就是计划。它已经获批。
艾森科特的威胁影响深远，在随后几年中被进一步放大，包括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明确威胁，要把黎巴嫩打回“几十年前”、“七八十年前”甚至“两三百年前”。真主党方面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遏制此类威胁，并让以色列相信，再次开战也会给以色列带来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摧毁以色列脆弱的高价值资产。以色列在2006年战争中的决心、其影响深远的战后威胁，以及真主党成功地以自身强大的威慑态势对抗以色列的威胁，促成了稳定的相互威慑的出现。
2006年以来的冲突阶段有别于之前的所有阶段，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开始从威慑本身的角度来构思其战后关系和战略。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已更具有威慑意识，他们认识到稳定威慑的先决条件，威慑确实已成为一种战略。战后六年，随着真主党的战略伙伴和支持者叙利亚陷入激烈的内战，利益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这给真主党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制约因素。
图2：2023年10月7日-2024年9月6日期间的黎以跨境袭击情况
6 附录：真主党的战略思维
真主党的战略思想和行动理念围绕着一项基本挑战：弥补其相对于以色列的相对劣势，抵消以色列的战略优势。因此，真主党借鉴了旨在规避强敌优势的战略——游击战。但与游击战不同的是，游击战涉及利用入侵者的弱点，而真主党的战略则包括让对手的重要资产和人口付出巨大代价的能力。真主党的作战理念有四大支柱：（1）地理上的邻近造成了相互的脆弱性；（2）虽然空军可以在常规地面作战发挥有效作用，但对游击战无效；（3）火箭弹和导弹是应对敌方空中优势的利器；（4）对手有效对抗火箭弹打击的唯一途径是地面入侵，而地面入侵总是对弱者有利。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战争努力注定会陷入僵局，到那时，弱者将在政治上占据上风。
首先，真主党的战略思想围绕着利用以色列的弱点及其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展开。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地理上紧邻彼此，以及真主党对高弹道火力的日益依赖，使这种脆弱性的平衡成为可能。
第二，游击战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这一点最能说明真主党的战略。纳斯鲁拉经常引用其他历史案例，例如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和加沙地带，来说明空中力量无法决定战争。因此，就在2006年战争前几周，纳斯鲁拉认为，面对常备军时，地理、地形因素（译者注：黎巴嫩南部大部分为植被覆盖的山地）及其游击队固有的灵活性使其无法被空中力量击败。2006年的战争以及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在这些冲突中，以色列军队严重依赖或完全依赖空中力量。
第三，真主党认为火箭弹和导弹是弱者抵消对方空中优势的主要手段。正如纳斯鲁拉所言，火箭弹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胁迫手段，而且成本低廉、无懈可击。纳斯鲁拉在2006年战争前夕指出：“鉴于以色列军队拥有高度先进的技术、复杂的战略和军事战术等最复杂的[能力]，我们必须以最简单的方式行事。”两年后，他进一步解释道，由于真主党“无法实现技术上的平等，应对先进技术的最优选择是采纳简单的手段。”纳斯鲁拉在2010年继续提出同样的观点：“如今，获得火箭能力并利用它建立起相当于10架米格战斗机的威慑平衡已成为可能。火箭技术既不昂贵，也不复杂。对抗这种力量并非易事。”
第四，地面入侵暴露了入侵国的弱点，这正中游击队组织下怀。2006年，纳斯鲁拉在讨论以色列地面入侵的情况时指出，虽然真主党无法阻止以色列的入侵，但以色列国防军会“陷入泥潭，伤亡惨重，无法守住领土。这意味着失败。”纳斯鲁拉后来解释说：“我们的战略不是保卫一个地理区域和坚守某些地区。以色列可以[进入黎巴嫩]。我们会阻止它进入某些地方，但会让它进入其他地方，这样我们就突袭它。我们的基本目标是给敌方造成最大数量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因为敌方的弱点在于人员伤亡，无论是在军队内部还是在民众中。决定一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某个城镇是否被攻克的问题。”
Daniel Sobelman
作者：丹尼尔·索贝尔曼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中东计划兼职教员，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曾任《国土报》阿拉伯事务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