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我是个朋友不太多的人，刚子算是为数不多的老友了。
去年年初，他宣布离开干了近二十年的媒体，我写下了这篇小文章。后来，陆续有他的其他同事和朋友写文章记录他的媒体生涯，许多他的日常我都闻所未闻。近十年，我们见得极少，有时候两三年才见一次，平日里只有彼此重大的事情才会单独专门交流，他的日常，我是陌生的。
去年，他订好机票要到长沙看我，而我提前约好了去恩施，他只好退了票。今年夏天快要结束时，他又说来看我，我则又答应了去甘肃陇南参加一个推介当地文旅的公益活动。这一次，我推迟了自己的行程。太久没见了，很想念他，迫切希望见一面。
喝了两顿酒，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一起，聊了很多近况与过往。虽然有三年多没见了，彼此的人生都发生了重大变故，但兄弟之情分毫未变。
去年的这篇小文章，没有存档，昨晚无意中找到了，特与诸君分享。
刚子昨日在微信朋友圈公布了离开报馆的消息。一周前，他提前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他早就该离开报社了，意料之中，可还是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听到你这个消息，我多少有点难过。保重。
他在北京的这家报馆一共工作了12年，干了六年文字，后来从文字转型到视频制作，变成了制片人。在我看来，他创作的形式变了，但调查记者的本色一直未改。
这些年，我离群索居，一会在武汉一会在长沙，与他见面少了。
算起来，与他正式相识已经十四五年了。第一次正经见面，是2007年，我去东莞出差，他当时还在东莞一家报馆工作，我们约在一个烧烤摊见面。他年轻，有点腼腆，客客气气。
他说，几年前曾在武汉晨报实习，而我当时还在晨报工作，那个时候知道了我。如果这么算，我们认识有差不多十七八年了。他总称呼我为“褚老师”，我却喊他“刚子”，当他是兄弟。
那晚，第一次见面的他大约只喝了两瓶啤酒就醉了。
他与我，都不属于特别有天赋的记者，但他勤奋、靠谱，做事认真，在媒体圈靠着这几点坚持下来并有了一席立足之地。
他到北京的报馆，是我推荐的。当时他离开东莞的报馆到了北京一家新闻周刊工作，而我觉得那家周刊收入低、影响力有限，专业程度也不如我当时所在的报馆，于是向部门主编推荐了他。他顺利通过了面试到了报馆，我们成为同事。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左右，2011年夏天，我去了另一家周报。
办完手续，部门的老同事们给我和一起去周报的同事老钱送行。喝的是几十块钱一瓶的二锅头，大醉，事后我曾说那是一场必须喝醉的饭局。那晚，我住在文章胡同的一家连锁酒店，刚子和部门的另一个同事万国送我到酒店。到了酒店门口，我跟刚子他们说，不想上楼，让我在马路边躺一会吧。身体难受、脑子清醒，听着刚子和万国聊天，不知不觉在马路牙子上躺了一两个小时。凌晨一两点，我回到酒店房间，刚子和万国才离开。
曾半开玩笑说，我对那家报馆最大的贡献不是在那里当了几年记者写了些什么报道，而是推荐了刚子去当记者。
我们平日里联系不多，但彼此有了自己觉得比较重大的变故或者即将面临一些变故时，都会主动联系对方。在我心里，他也是可以托付一些事情的人。
2019年的最后一天，因我作文公开批评一名在位的厅级官员涉嫌受贿，该省纪委三名官员突然跨省到长沙找我。当时，那名厅官还在位，四处活动，收买与威胁的消息不断传来，我无法完全确定来人的身份，担心是个陷阱，于是坚持让他们先通过网络提供工作证件或者发公函给我。他们表示为难，而人已经到了长沙，希望立即见面。
担心有诈，但媒体人的好奇心作祟，很想冒险去见一面，看看来者到底是些什么人、想干什么。见面前，我在车内先偷拍了三人，随后立即把照片用微信传给刚子，又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我出了事，就是这三个人干的。
事后证明，虚惊一场，对方确实是某省纪委的办案人员，但情况不明感觉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托付人是刚子。
近些年，他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和关照。在周报工作期间以及辞职后，去刚子还在坚守的报馆给他们的记者编辑讲过好几次次新闻业务课，多数都是刚子邀请的。
2022年7月，一家专门给媒体组织培训的培训机构请我去广州给广东二十多家媒体的记者编辑讲课，也是刚子推荐的。
2017年，我大病一场，他受邀去武汉一所大学参加一个活动，顺道去居所看望我。晚上，倾城兄等武汉的几个朋友做了饭菜在我们合租的居所请他喝酒。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的酒量从过去的一瓶啤酒进步到了近半斤白酒。
中途，他端着杯子跟倾城兄他们说：拜托各位大哥，照顾好褚老师。我们都几欲泪下，刚子泪洒当场。
这是我第二次见他落泪，第一次，是他结婚。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婚宴上激动高兴得大哭……此后，很少关心他的日常生活。现在想来，我真是无情冷漠的人，对兄弟的关心远远不如他们对我的关心。
他几次电话我，劝我改一改想法。去周报前，我曾与报馆面试我的编辑老师约法三章：不做管理，不做编辑，允许我将来回武汉居住。刚子劝我，不要执着一直要在一线当记者，做管理有做管理的好处，比如可以给兄弟们撑出一点空间。
他劝我的这些话，也曾经让我动摇过。2018年夏天受南香红老师之约二次进京工作，后来也做了一些管理工作，与他的劝说有很大关系。
2018年岁末，我再次裸辞，刚子给我推荐了一个年薪近百万的工作机会。那个工作机会，本来是他的，用人单位找了他，希望他去。他当时大概还不舍得离开报馆，把机会给了我。虽然顺利通过了三轮面试，我最终放弃了那次机会。正因为放弃了这次工作的机会，我才有了如今的新生活。世事无常，尽人事听天命，大抵就是如此。
我对他的关注和关心，却是不够的。
很长时间，我不怎么问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我心里，再难的事情他总能抗过去，再大的麻烦他总能想办法解决。但我忽略了，他与我不同，我一直是一个记者，做好采访写好稿子就行，而他在那家报馆从文字记者转型成了一个庞大的视频生产团队的领头人之一，他面对的局势远比我面临的复杂，他要操的心远比我多。他要承担一个团队负责人必须承担的各种行政责任，还要尽一个新闻业务把关人的业务责任。很多事情，我是做不来的，他却坚持做了六年，且业绩不俗。
报馆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他早该离开了，他应该有过很多次年薪达七位数的转型机会，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获得这样的机会并不难。可他在那家报馆坚持了12年，我知道他一直想继续做新闻，也一直在坚持和努力。事到如今，他已尽力，已经做得够多了。大局不堪、环境混浊，继续留在那里只会让自己难受。
可是，得知他离开报馆的消息后我还是有些难过，私心里，我希望他坚持得更久一些。他与我一样，应该继续当记者做新闻，但现实逼着我们这些想专业做新闻、职业当记者的人不得不离开媒体。
希望他健康平安，将来的路平坦顺利一些。这，是我作为兄长发自肺腑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