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最后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2022年实施进展的统计监测报告。
报告显示，高等教育男女比例基本均衡。2022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为2903.3万人，比2021年增加122.5万人；占在校生的50.0%，男女比例保持均衡。其中女研究生为187.1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51.2%；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831.2万人和531.4万人，占比分别为50.0%和56.9%。
2022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为6766.4万人，占比为40.5%。（澎湃新闻网2023年12月31日报道）
报告很好地证明，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得到了法律、制度、财政支持和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保障。包括各个层次的院校，性别比例大体平衡。
在国际上，美国等一些国家，高校在校学生性别比例出现了女生显著多于男生的现象。但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录取学生，本就遵循女性、少数族裔至上的政治正确，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性别平权、种族平权的实现程度很低。部分女性、少数族裔精英申请大学和研究生所获得的政治正确优待，与这两类群体在职场、科学研究、创业、投资等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是并存的。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经济学教授安·玛丽·梅所著的《排她现象：美国经济学界的性别偏见》书中就指出，在美国经济学界，截至2018年，在设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院系中，女性助理教授占比为28.4%，女性副教授的占比为25.8%，女性教授占比仅为14.3%。女性的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门类的专家教授，要发表论文或专著，常常不得不采用与男性作者合著（尤其是让出第一作者的名头）的方式才能如愿。
日本的大学在校学生性别比，就尚未实现基本平衡。拥有名校学位傍身的女性，相当程度上可以获得平权权利，但事业上的发展机会上也弱于男性。而没有获得名校学位的日本女性，与同样没有读到大学或者只是混了一张普通院校毕业证的男性相比，更可能成为职场和家庭上的双重附属品。
至于印度，男生获得的录取机会和发展机会远远多于女生。社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更是十分显著。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大学的学生性别比，并不能证明性别平等的高水平实现，但这只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实现大学在校学生性别比的平衡，连带着实现其他学历层次在校生的性别比例大致平衡，才有机会继续发展和争取实现性别平权。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情况就很难扭转。但有了这个基础，尤其是很多女性经过大学教育的阶段，在权利意识上进一步觉醒，仍可能发现社会、经济层面存在着大量引发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按照《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2022年，我国女研究生为187.1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51.2%；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831.2万人和531.4万人，占比分别为50.0%和56.9%。也就是说，女性研究生数量占比超过了半数，成人本专科在校生甚至显著更高。这似乎可以推论出一个结论，女性自身以及有女孩的家庭，愿意在女性教育成长方面投资，甚至超过了男性自身以及有男孩的家庭。
但是，这种情况下，2022年全国女性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为6766.4万人，占比为40.5%。
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标准定义是“城镇地区非私营法人单位和统计上认定的视同法人单位的产业活动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等单位。”这其中，还包括女性就业占优势的中小学校（教师岗）、医院（护士岗）、外资商场（售货员岗）。也意味着，除了中小学校、医院、外资商场，城镇非私营单位其他用人单位，包括国有单位、股份制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等的女性用工比例很低。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鼓励女性和有女孩的家庭继续保持教育投入，就像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所说的那样，通过高水平的教育投入来改善女性的发展前景和生活处境，提高女性就业水平，必须首先致力于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女性就业人数。
这其中，国有单位显然应当起到必要的表率作用，并且为了对冲现有相对较低的女性就业比例，因而接下来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人员招录，应当将主要岗位限定为女性招考，不限性别的岗位则要根据这类岗位总数合理设定女性最低录用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