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想当公共知识分子?

“你居然还在写,还在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做到,我是早就没力气跟人争吵了,也不想坚持讲什么道理了。我累了。可能也老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出来也无人倾听,退回来,平常有二三知己也就够了,不然就一个人过活吧,总比在外吵架完还闹心要好。”

有老友这样对我说。当然,我并不意外,像这样的话,我最近两三年听了很多,那语气里有时是钦佩,有时又夹杂着怜悯,因为他们以一种洞察世事的哀矜断定,那份坚持只不过是无用功,是落伍于时代因而也无人理解并欣赏的愚顽,就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隐含着某种不自知的滑稽。

这并不是“岁月静好”,他们不是不知道外面众声喧哗,那种“与世无争”与其说是修行到家,不如说是受伤之下的心灰意懒:自知精力有限,也放弃改变那个外部世界了,此时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为力,也算是最后的体面从容。至于别人如何看待,活到这份上,难道还有必要在乎吗?

像这样想的,可不是少数,更不是现在才有。至少从三四年前起,我就注意到公共空间的变动:曾经活跃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公知”这一名号被污名化之后,且战且退,逐渐放弃了对公共话题的关心,纷纷撤离这一喧嚣的空间,身后留下一地枯枝败叶。

对曾怀抱理想和热情的人来说,走到这一步当然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将网络舆论的变质谴责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堕落,由此将退缩美化为洁身自好,仿佛唯有退路才是出路。

随之兴起的一种话语更进一步表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疏离:他们以孤傲不屑的犬儒语气说,“不跟蠢人说真话”,因为这些庸众不值得拯救,他们的认知“配得上自己的苦难”。这样,曾经的进步、启蒙这一救世使命,切换成隐逸的个人救赎: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洁者,只能转而拯救自己的心灵。

谁还想当公共知识分子?

我知道,照这样的看法,我仍然在呶呶不休,看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天真,仿佛不知道自己做的是无用功,当然,更多时候是困惑,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看不破。

三年前有一次,朱岳不无戏谑地说:“我觉得维舟老师的讲理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讲理的讲理,可以对付无意识的不讲理、有意识但不讲理的不讲理,但对付不了有意识但讲理的不讲理。”

这番绕口令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我们这个舆论场的复杂性:早已没有什么“道理”能取得共识,而讲道理能否胜出,靠的也不是道理本身,既然如此,讲道理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士大夫情结,不说“家国天下”吧,至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舍我其谁”),想要努力把一个更好的中国带给下一代,仿佛做不到就是对后人的失职,那么现在,连这一点也在烟消云散,对不想要后代的人来说,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唯一应尽的责任。

我们所熟悉的公共空间正在坍塌,不仅仅是因为权力的钳制和暴民的冲击,也因为越来越多人正在放弃。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白乌鸦,根本没必要消灭或驳倒,只须让他们边缘化就行了。

社会学家赵鼎新发现,李贽对正统观念的挑战相当尖锐,但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孤独的异端是很容易被无害化的:

其实,与明末李贽对儒学的抨击相比,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不知要温和多少倍。但是,儒学提倡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明朝的士大夫根本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与错”的论战,而书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读四书五经、登科中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这种“不争论”的气氛下被边缘化。古代意义上的天主教的脆弱性和儒学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性质上的不同。

历史正在重演。这一次,知识分子不但被边缘化,也在主动自我边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公共空间“垃圾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许多人都心领神会:现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倒是在私领域,但那不对一般人开放。

谁还想当公共知识分子?

我当然也经历过灰心失望,不止一次。在低沉的日子里,我重读过张爱玲,那种穿越时空的孤独感也是我们当下的写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难时世,你越是看清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处境,就越能意识到这一点:在这时代洪流中,我们即便能有所预见,却无力掌控,“知识”与其说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不如说是让我们看清身为个体的无力,尤其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而这又会反过来加深那种孤独感。

我完全清楚那种滋味,但我之所以还在说,还在写,不是为了改变谁,而是不愿意自己被改变:我像其他人一样有权利就公共话题发表看法,如果我因为恐惧、厌恶、沮丧就退缩回来,那我不再是我了。

这甚至谈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殊担当,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职责,因为这种参与不仅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正是这种参与让我们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就算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公共人”。

退缩是一种自我限制,阻碍我们自由地成为自己。我始终记得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说的:“我想看清一切,却依旧保持宽容;被所有人追随,却依旧保持独立;在不经意间变得更好;在忧郁中勇敢生活;在别人的快乐中感受自己的快乐;不从属于别人,却在别人那里生长;爱最好的,安慰最差的;永远不恨自己。”

我相信这自有力量,相信当更多人看到彼此发出的微光,我们就能想象不一样的可能性。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