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读后记，因为作者总会在这里显现自己。
他说下一个十年，无论如何都要投身于学问。但是，2015-2024年，正是“下一个十年”，他在权力中陷得越来越深了。
实际上，他感叹“俗务”缠身的时候，不过是刚刚“真正掌握权力”，还在尝鲜——这个时候还没忘记学术。
他是2014年11月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当校长，才算真正掌握了权力。在此之前，他是北师大副校长。
当然，即便在一个大学，“校长”仍然不够。所以，后来当他有机会到北京体育大学当书记的时候，他就选择更进一步。
这个时候他想到过面对哈贝马斯的时候，心中升起的“学术的乡愁”了吗？
或者说，这种“乡愁”其实更多是一种自我抒情，是“进也可退也可”的自得。
当读书人感叹为“行政俗务所累”的时候，大多都是一种自鸣得意，是“乐此不疲”。因为发出这种感叹的人有很多，而真正“回头是岸”重返学术的人很少。
这其实正是“乡愁”一词的真正含义，你假装怀念那种美好，但是却不会真正回到故乡——它只是作为一种参照，一个旧梦。
当然今天写这篇，不是为了嘲笑、落井下石，或者进一步批判他。相反，我真正感到好奇的是，他遇到权力之前，或者和权力刚刚相遇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状态？
2002年我到北师大读研的时候，也是曹卫东的“最好时光”，他34岁，刚刚从法兰克福回来不久。去法兰克福之前，他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回国之后，他选择换一个环境，到更活跃的高校任教。
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招硕士生，也是文艺学2002级硕士的“班主任”。这个称号有点怪异，因为我不记得我们现代文学专业有班主任这个说法。
据说，作为班主任的他，还到学生宿舍，和同学们一起打升级。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他还请学生到咖啡馆上课，或许在那里他更好地讲解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的概念。那时咖啡馆很少，实际上我在北京的时候没进过咖啡馆，也没喝过咖啡。
北师大邀请王蒙到学校做讲座，学生在那里排队等候入场。曹卫东路过的时候和同学们打招呼，“不就是一王蒙吗？”
这个细节我是听说的，没有在场。其实我知道王蒙的讲座，但是因为很不喜欢“文化部长”这个身份，根本没有去。如果我在现场，也一定会欣赏曹卫东的态度，这能体现出“蔑视权力”。
现在想想，他的戏谑可能有更复杂的味道：他有什么了不起，或许将来我也可以？
这样讲当然只是猜测。那时的曹卫东，其实在各方面都保持开放性，充满活力，他不排斥权力，而且“研究权力”，他和刘小枫一样，都喜欢施密特的著作。据说，他很早就让自己的孩子读马基雅维利，去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这不是说他是一个“阴谋家”，一直在准备着什么。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学理的探讨。2002年的“新左派”学者们，大部分也都是学术探讨，那时的汪晖，也还在认真读鲁迅。这个群体，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和权力的亲近。
曹卫东和新左派学者们很亲近，但是也许有点看不上他们，因为他可能认为自己才算“正宗的”，获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亲传。
在性情和学理上，他都不排斥权力，而且“以研究的名义”，把“权力”客体化，也自认为掌握了“权力科学”的规律。可能这才是他的问题所在。
那时的北师大，“校长助理”是一个特别的职位，它往往从著名教授中挑选，但是却不意味着一定从政，也可以干一两年，继续回到学术岗位。
这是真正的“行政俗务”，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检验”的场所：让学者近距离感受一下“权力”的奥秘。如果你真的厌恶权力，当然可以全身而退。
很可惜，对曹卫东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他或许认为，这是一个新舞台，一个新世界。
昨天的文章，有不少留言都认为这是“宿命”，或者说“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他熟读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我就是听他的课后，自己也认真读了），怎么会不知道学术独立的价值。
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在大学里教书，可能本身就比较体制化，在一种权力秩序之中。但是我认识的朋友，也有不少直接就在体制外读书、写作的，也没到“生活困难”的一步。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虽然发育不良，但是也可以养活有水平有良知的学者了。
昨天文章有6万阅读，有点太多了，本来只想作为“读书人”之间的交流。在中国“读书人”这个词很寒酸，但是在当下，我认为还是比接近权力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