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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9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一半的粗钢。

但这一市场地位,却未能转化为我国钢企的话语权。

在当年的铁矿石谈判中,由于有钢厂心怀鬼胎,临阵倒戈,拥有8000家钢铁厂的中国,败给了世界三大铁矿石巨头。

令人扼腕痛惜的,不是中国为此不得不每年多掏1000亿元,而在于类似的一幕,在其他行业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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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家钢铁厂,是旧基建时代,很多地方一哄而上的结果。

过去几十年,这种疯狂的内卷,似乎成了国内很多行业,尤其是风口上的行业,躲不过去的宿命。

2023年初,ChatGPT横空出世,让AI大模型红遍大江南北。

短短数月,国内就涌现出238个大模型,几乎每天官宣一个。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惨烈的百模大战。

从百度阿里科大讯飞等一众大厂,到清华复旦中科院等高校院所……卷入其中的玩家,不计其数。

很多行业企业,甚至城市,都在拼命买卡囤芯片,建AI算力中心,试图从头训练自己的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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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俱下过后,很多行业领袖和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局面。比如,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就大声疾呼:

“不断地重复开发基础大模型,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科院院士陈润生也表示:“中国现有的通用大模型,90%没多大用处,也发展不起来,只会加剧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应该被淘汰。”

两位业界大佬,都把矛头指向了大模型的疯狂内卷。

不止AI大模型,这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在过去几十年,给中国许多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几年前,华为被老美盯上后,国内芯片产业一飞冲天,一夜之间,诞生了数万家芯片企业。

然而,这些追风口的企业,有很多,成了别人案板上的鱼。仅仅一年多,5000多家芯片企业,默默选择了注销。

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最终的结果就是,产业集中度低,到处是小舢板,面对外资的航母舰队,往往溃不成军。

这些年,我们目睹了太多这样的无奈。

中国是全球茶文化的起源地,但中国7万家茶企,不敌英国一个立顿。

种业是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但中国5800家本土种子企业,干不过美国一个孟山都。

今天,国内200多个大模型,很多都声称上了这个榜单,进了那个排名,但真实的调用量却很小。

按照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的说法,文心大模型一家的调用量,比这200多个大模型的调用量加起来还要多。

文心大模型,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大模型之一。但跟ChatGPT比起来,仍有差距。

更可怕的是,OpenAI还在不断高速迭代,前不久刚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就再次惊艳世界。

纵然我们有200多个大模型,引领潮水的,仍是美国公司。

十几年前,8000多家钢铁厂败给三大铁矿石巨头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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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AI初创公司有很多,但跟风去搞大模型的却很少。

原因很简单,通用大模型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东西。

一方面,它投入巨大。

以ChatGPT为例,它训练一次,需要500万-2000万美元,每年光是电费投入,就超过2亿元。

这样的投入,不是一般的小公司能承担的。

另一方面,它并不需要很多。李彦宏在批评国内大模型混战时,就曾表示:

PC时代,各种软件都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移动互联网时代,操作系统也只有安卓和iOS两家。

未来大模型,也类似操作系统,最终只需要为数不多的大模型。

事实上,像大模型算力芯片这样的科技产业,背后比拼的是国力,它需要的不是散兵游勇式的一哄而上,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集全社会的力量,搞了一个阿波罗计划。

为了实现登月目标,美国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了全国顶尖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总共动员了超过100万人。

此举直接拉动了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众多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为美国经济战后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日本人看了很眼馋,也想发展半导体产业,它们是怎么做的呢?

1976年,日本政府拨款700亿日元,由通产省出面,召集富士通日立NEC东芝在内的几大龙头企业,组建了一个超级企业联合体: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联盟(VLSI)。

这些来自竞争对手公司的工程师们,放下彼此间的隔阂,夜以继日,共同解决日本半导体产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开创了人类技术史上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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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年后,日本人就突破了一项高速电子束曝光技术,震惊世界。

到了1983年,日本半导体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中,DRAM芯片更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美国人自然不甘心,立刻逼迫日本,签下屈辱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这只是台面之上的事。

台面之下,美国人其实还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依葫芦画瓢,向日本人学习。

1987年,也就是《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一年后,由美国政府出资,商务部和五角大楼召集了全美14家半导体巨头,也组建了一个企业联合体:

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

SEMATECH云集了当时全美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包括IBM英特尔德州仪器AMD,等等。

主要的目标是:开发下一代半导体技术。

到了1997年,财政资金撤出后,美国人已经成功地从日本手中,重新夺回了半导体霸主地位。

有意思的是,20多年后,当日本人想要重振昔日半导体产业的雄风时,首先想到的还是组建联合舰队。

2023年,由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索尼软银NEC丰田等八家大型公司,合资成立了日本芯片国家队Rapidus。

这支联合舰队,目标很干脆,那就是:到2025年,帮日本打赢2纳米芯片战争!

在产业与科技竞争生死存亡的关口,日本人和美国人脑子里牢记的,并不是自由竞争的葵花宝典,而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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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这样的世界一流科技强国,尚且要搞联合舰队。

那么,对于起步晚基础薄弱的中国科技产业来讲,这战该怎么打?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替我们找到了答案。

当年,我们在敌人重兵把守下,如何突破重重封锁?答案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著名的军事原则,被转化为我们的一项制度优势:举国体制。

在这个制度优势下,我们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完成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壮举。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钢铁电力光伏高铁等众多产业,突飞猛进,建立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我们在特高压载人航天等一些关键领域前沿技术上,迅速形成竞争优势,争取到了战略主动,同样离不开:

新型举国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以特高压为例。

中国的特高压技术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全球只有中国掌握特高压全套核心技术,所以中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一位业内专家兴奋地表示。

我们怎么突破的呢?

在政府的领导下,电网企业组织了几十家高校科研机构,以及200多家设备制造企业,近5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协同攻关。

他们先后攻克了与特高压相关的21大类310项关键技术,解决了特大电流的绝缘电磁环境控制等世界级难题。

再看载人深潜。

2020年11月,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为了解决载人深潜过程中的抗压能力操控性能等难题,我们组织了近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近千名科研人员,共同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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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导体产业,华为之所以能突破美国人的封锁,搞出7纳米的麒麟9000S芯片,背后离不开政府领导下,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齐心协力的努力。

而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科技产业最能打的企业之一,原因也在于任正非的一句话:

“我们这三十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

从特高压载人深潜到华为……大量的实践表明:

举国体制,是我们科技攻坚的法宝。而举国体制是集中力量,不是一哄而上。

这为我们打赢AI大模型算力芯片这场中美科技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夜之间,涌现出200多个大模型,甚至还有很多生产办公椅纺织品染料和烟酒的公司,也来凑热闹,跨界投资算力,试图分一杯羹。

这并非中国产业的幸事。

大洋彼岸,当英伟达正在颠覆算力产业,当山姆·奥特曼正在打响7万亿美元芯片战,如果我们还想赢得这场战争,就不要忘了:

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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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奋力赢得发展新优势》,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