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机的高依赖度制造了多重场景的冲突，也映射出诸多问题，令人有所担忧
9月19日，国际摄影大师、世界著名当代摄影艺术家斯蒂芬·肖尔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次日，有网友发帖称，“台下很多人从始至终都在低头看手机，斯蒂芬·肖尔在讲座中离席”，此事引发热议。
站在摄影大师的角度看，自己精心准备的讲座被那么多人“无视”，产生愤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也多次做过讲座，目睹过台下的交头接耳和看手机，一开始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时间长了，我也能想到，每个人处理事务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的“不专心”也可能源于对讲座内容的不认可。也有当老师的朋友说，这种现象再“正常”不过了，习惯就好。但斯蒂芬·肖尔的愤而离席却表明了另一种立场：当你觉得被轻视、冒犯时，其实是可以做出回应的。
针对斯蒂芬·肖尔的拂袖而去，有不少人解释为并没有玩手机。有北京IP的网友评论称：“可能误会了，确实很多人在低头看手机。至少在我身边，我看到的其实都在记笔记，已经让工作人员向肖尔传达了。”工作人员也表示，会和老艺术家沟通，尽可能让他理解（部分观众低头看手机是在做笔记）这个情况。如果真的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沟通。当然，也有自谓大学生的网友直言：“以我的经验来看，用手机做笔记，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认知可能并不公允，因为笔者就经常用手机做采访现场的记录工作。
尽管如此，这依然开启了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该如何听讲座，才不会发生冒犯别人的情形？
确实，那种在事后试图寻求主讲者理解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作为主讲者是否该理解场下的不符合规制、礼仪的举动自然也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尊重讲座，尊重主讲者，尊重自己，是无可绕过的前提。并非所有主讲者都认为讲座上低头看手机是合乎情理的。何况，这还反映出文化习惯上的差异。
讲座的要义之一，就是精心传播和听讲。很多人所认为的“手机做笔记”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更不会写入听讲座的“规则”中。在这种情况下，要赢得他人特别是主讲者的理解，其实很难。有些人觉得既然我看手机是在做笔记，“你对这种方式不理解那是你的事”，这种认知无助于化解矛盾。在被摄影大师以身体语言表达不满之后，“低头族”难道不该有一份歉意吗？
用手机做笔记，并非不可以，如果事先通过合理渠道和主讲者沟通一下，现场的气氛也就不会那么尴尬了。对主办方和协办方而言，该做好的功课并没有做好，连起码的注意事项都没有了解和提醒。这是值得深思的。此外，如果非要使用手机不可，使用录音功能、课后再整理也许更合理一些。毕竟，讲座也需要目光、话语的交流，你总低着头摆弄手机，交流的渠道也就被解除了，讲座的最佳效应也难以获得。
如果觉得讲座内容不是自己的“菜”，大可以不去听。但既然自愿而不是被迫坐在报告厅里，把学习的姿态拉满，就是唯一的状态。就算用手机做笔记是在学习，但这种学习方式显得有点奇怪，所带来的观感也不是很好。别忘了，尽管“用手机做笔记”者拿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不排除也有人在“摸鱼”。
而跳出此事框架，我们惊讶地发现，集体低头看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今，这种现象竟也成为高规格讲座上的“常态”。我们对手机的高依赖度制造了多重场景的冲突，也映射出诸多问题，令人有所担忧。手机本身是社交的产物，但我们在社交场合乃至更广阔的公共场合，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人和手机的关系，需要认真长考。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