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鸟粪经济与法治
秘鲁的鸟粪经济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欧洲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于是，就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了很多的工人，挖这个鸟粪，出口这个鸟粪。由于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装船就可以卖，利润很高。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
但问题是，有了这些收入用来干什么呢？于是，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养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但可卖的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怎么办？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于是，就只能加重税负。我们知道，税负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于是，在沉重的税负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最后导致一场经济危机。
观察秘鲁的另一个角度是在更深的层面。丹尼尔·汉南，一位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后移民英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经思考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北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度最强大、最繁荣的美利坚文明；而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却至今处于动荡和贫困？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为什么拉美与北美之间有着迥异的命运。下面援引的都是他的原话：
他从一件事情说起：贝拉斯科在1968年发动了政变，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军中袍泽。警方自然也见风使舵的不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以及矿井、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外资纷纷撤离，跨国公司紧急召回了他们的员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当时竟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在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宪法频修如变脸。
但南美人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临假期再回秘鲁，我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
毕竟，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也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和民权。然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北美由英国人拓殖，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专制社会。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无数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政府民选前的黑暗状态。
这促使他考虑一个问题：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丘吉尔在1938年说：“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丘吉尔的话中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法治原则：关键什么叫法治？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第二，个人自由。第三，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自由的北美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国家战斗？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
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活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
阿根廷：令人赞叹的足球，令人唏嘘的国家
在上届世界杯上，阿根廷队如愿以偿捧得大力神杯，梅西也登上球王的宝座。但是，每当我们越是为阿根廷的足球赞叹的时候，也就越是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叹息。
曲折的历史不去说了，就说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个段子吧：在百八十年前的欧洲，如果形容一个人富有的话，有时会说，他富得像阿根廷人一样。什么意思？那时的阿根廷人就是富人的象征，就像我们前些年的温州人一样。
有意思的是，在这届世界杯上，踢到最后，法国队在场上的11名球员，除了守门员外，全是黑人球员。而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典型的白人国家。相反，阿根廷则几乎清一色的是白人球员。而我们知道，阿根廷是一个拉美国家。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在1913年，阿根廷的GDP达到美国的80%。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超过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等老牌发达国家，与美国不相上下。那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人们作是南美洲的巴黎。当时，许多欧洲人移民首选的目的地，就是阿根廷。据说，阿根廷97%的人口都是欧洲移民。这个事实，既让我们知道阿根廷球队为什么是清一色的白人，也可以从中窥见阿根廷当时的发达程度。
而历史走到今天，则全然是另外一种景象：2021年，阿根廷的GDP为4915亿美元，美国gdp为22.94万亿美元，两者的差距为40多倍。2021年美国的人均GDP为6.94万美元，而阿根廷人均GDP为10729美元，两者的差距将近7倍。
其实，其内在的问题比表面的数字还要糟糕。进入本世纪之后，阿根廷曾两度宣布破产。2001年12月，面对无法偿还的外债，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外债的本息。2014年，阿根廷又再度宣布破产。就在梅西率领阿根廷队登上领奖台前不久，阿根廷央行发布的一份市场预期调查报告表明，2022年该国的通胀率有可能达到100％。这当然不是最坏的时候，因为历史上阿根廷的通胀率曾经达到过3000％的高点。
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个响当当的第一世界国家，倒退为一个问题缠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能不令人唏嘘和叹息。其中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说到，但首先让人感叹的是这个跌落的过程，真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其实，历史上这样的案例绝非只此一家。当年的苏联是何等辉煌？但其经济，即使是在解体前，也已经是一塌糊涂。
于是，到了今天，阿根廷成了学者们感兴趣的一个典型样本。根据自己不同的学术兴趣，有人将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有人将其称之为拉美陷阱。不管叫什么陷阱吧，下面的逻辑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在快速的发展中，寡头们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罢工甚至社会动荡频发；社会的状况成了孕育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又进一步将社会带向歧途；民粹主义的失败，又进一步导致慌不择路的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对国家失去了信心。据说，现在许多阿根廷富人的钱，都流入了毗邻的巴拉圭。而资料显示，巴拉圭售出的的公寓70%是由阿根廷人购买的。
日本在从长达30年的停滞中走出？
日本的股市最近气势如虹。还有人已经在开始议论：日本是不是开始从30年的经济停滞中走出来了？对此，我没有能力进行判断，因为经济本身与股市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很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对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非常有启示。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把这几十年日本经济发展走过的轨迹梳理了一下。
对于日本停滞的30年，首先要澄清两点。第一，很多人将90年代以来经济不景气的原因简单而直接地归结为被美国强加的广场协议。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广场协议的签订是1985年，而在1985年之后，日本经济仍快速增长了十年，在1995年达到当时的顶点。第二，在1995年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停滞期，中间虽然有过几次起伏，但都未能摆脱这种趋势。也就是说，这次经济不景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其中的原因是很值得探讨和借鉴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个误区：既忽视了广场协议之前的问题，也没有重视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政府的应对方式，而只是截取广场协议中间这一段。给人的印象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是广场协议的直接结果，而且似乎是注定的结果。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把这个问题放到日本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去看，是说不清楚的。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实际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是10978美元。这意味着日本经济正在上一个台阶。重要的变化有两点：一是人们的需求变了，二是增长速度由告诉转为中速。这时需要寻找新的动力，顺理成章的选择，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大基建。
通过大基建拉动经济。在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基建始终占有一个很大的分量。1959年，日本成功申办1964年奥运会。由此，日本开始大基建的过程，扬名世界的新干线铁路，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70年代初，田中内阁开始实施“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所有城市都要建设高速铁路，所有农村都要建设高速公路。可以说，大基建与日本经济发展贯穿始终。钱多了，搞基建；发展慢了，搞基建来拉动；解决就业，搞基建；内需不足，还要靠基建拉动内需。但日本岛就那么大，就变着法儿地搞大基建。在1960年到1974年，平均每年投资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二十。日本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堆积起来的。
不是没搞产业升级。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因为日本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但是，石油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机会，这就是产业升级的机会。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日本制造的产品，是以质次价低为特点的，不仅利润微薄，而且无法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石油危机，油价大涨，日本汽车凭借省油的特点大举进入欧美市场。伴随产业升级，作为世界消费热点的彩电、音响、半导体、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在世界市场所向披靡。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经济才有了真正的产业支柱。由此，也才有了后来的美日贸易摩擦。
广场协议后的反应与泡沫的形成。很多人知道广场协议，更知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广场协议--经济泡沫这样简单的关系，而是广场协议--日本政府应对方式--经济泡沫这样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应对广场协议的做法是：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大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调利率，结果是导致国内流动资金过剩。另外，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过大，大量资金回流到日本，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虚假繁荣之中。一时之间，日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世界，但这个购买能力却是建立在泡沫的基础之上。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低利率和虚假经济繁荣的推动之下，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迅速形成。1989年，日本的人口为美国的一半，但日本的房地产市值约为美国的四倍。1989年底，东京证交所股票的价值达到全球股票市值的42%。在这种氛围中，日本人开始大举借债并投资房地产，相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与此同时，日本人的债务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自1990年起，日本连续5次上调利率，房地产泡沫终于在1992年正式破灭，无数炒房客背上沉重的的债务负担，许多普通人因此而破产。从1996年开始，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停滞期。
巨额债务之后，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经济学家辜朝明指出，泡沫的破灭，让日本损失了 1500 万亿日元的财富。在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陷入低谷，人们的奖金没了，甚至有人工作也丢了，企业抵押给银行的资产也大幅缩水。但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需要向银行偿还的贷款数额一点没有减少。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情景：日本的企业和家庭将主要收入用于还债。整个社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最简单地说，就是人们省吃俭用，减少债务，企业无力投资，个人无力消费，于是，经济陷入衰退之中。
在经济停滞期关键是要保住民生。辜朝明在讨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保住了国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让年轻人至少有机会作为 "平成废宅" 度过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济停滞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的感觉是，这些年日本经济停滞，但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对此，辜朝明说道："历史上每个经济体都只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放慢就无可避免。" 辜朝明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在增长还能维系的时候，政策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当不可避免的衰退到来时，至少国民还能有一个不错的生活基础。
